《十作家批判书》我真是没读过，原因很离奇，因为反感那本《中国人可以说不》中的煞有介事和不伦不类，所以对这个叫张小波的先生策划的书打不起精神。说起来这张先生也是见过的，相识而未相交，没想到他不写诗以后这么有了出息。
被批判的十个作家除了钱钟书，我都有幸认识。有些是朋友，有些不是，有些人（如王蒙、梁晓声、王朔、王小波）我也曾说到过他们。批余秋雨的朱大可和被批的余都是我的朋友。这本书的批判文章中，我只在网上读了朱大可的那篇。朱是个奇才，写得很少，出语惊人，立论险峻，一针见血，很难反驳。更加上文采斐然，逻辑严密，实在不可多得。同类文章排在他的旁边，虽然写得也很用心用力，比如余杰的文章，就是一个陪衬人了。我是最喜欢看朱大可文章的，无论是褒扬都市里的老鼠们、重解梁祝故事还是批判文化人。读他的文章，也是对自己的一个警醒。他文章里的那些话，大概不是说给余秋雨听的，他应该知道，道不同不相与谋，说也白说的。他对谢晋说的话就是白说了。朱文除了很少的时候（例如断言谢晋时代过去了）比较有读者，多数类同于自说自话，人们或没看见，或不明白他要说什么，或者，人们心里是明白的，不费那个力，一笑就过去了。
我也是愿意读余秋雨的文章的（近来他的千禧日记太不好读，他为自己作品所作的强辩有点搞笑），这一类文章较少，说东说西，读一读没有坏处。他的文章当然有毛病，被所有的人都接受也比较可疑，但这不是不读的理由。原先他写了就写了，趴在《收获》杂志上时未见多少批评，后来火了批评也多了。我确实是把他文章当小散文来读的，那是我读书的习惯，比如把《红楼梦》也当小的小说来读，而不去想它是又一面什么镜子。我以为，余秋雨没有弄清他文章的边境应该在哪里，把话说大了，毛病也就出来了。
我当然可以说，从文化立场批判作家是早就应该做的事情。是我以前也曾巴望出现的情形。但是我现在已经比过去多疑了，因为看了太多的种下龙种收获跳蚤，实在无法预料那样的讨论会有什么吓人一跳的结果，何况又是通过商业炒作弄将出来，何况又是在我看来有前科的人在炒。炒是让东西变形的一种好手段。余秋雨是一个例子，朱大可的文章炒下去，难说不成为另一次文化苦旅。朱大可欣喜于商业的介入，使他走出角落，这难道真是福音？还有，他等人不能左右的是，民间自有古怪的逻辑，任凭怎么攻击，怎么算出尔等的真命，谢晋在很长的时期内仍是中国票房最高的导演，余秋雨还是书籍卖得最多的作家。更像悖论的是，所有对他们的批判之所以热门，也是因为寄生在这最高和最多之上。
所以，更深的探究应该是，这最高和最多是如何产生的。
还有王朔。写这篇文章的这会儿，他刚给我打了电话，说一件事务性的事情。他也是我的朋友，虽然我写过《开导王朔》，虽然这篇旧文最近又被翻了出来，很多人没读明白我的话，他们只知道朋友便是指一起喝酒的那些人。我觉得丫（王朔的喜欢用语）的主要问题在于等不及了，现在就要立牌坊。丫不该去和别人争什么纯文学，不该用一套套的小说道理来指正金庸（也就是约束了自己的创作）。丫不必摆显自己也是学问中人（正好入了别人的套）。在我看来，丫的小说都是流行的俗物，不可能去争什么门派。打个比方，丫就算是中国的披头士吧，一代人唱的时候没想什么只为快感，过后一回忆，嘿，原来那是我们的经典啊。丫和一无所有的崔健是他们的代言人。所以，我要告诉王朔的是，牌坊还是有的，不过不建在你指定的那个地方，不是现在就建。王朔应该有一份闲心，看看那些靠在牌坊上的人们，他们也许是那么地在乎当×（实在说不好听，只好一×了之）。在我丑陋的眼光看来，批判丫的有些人，心里是很想和丫换个位置的。
所以，我觉得有些批判是可疑的，虽然作家们的作品也很可疑，加上可疑的阅读，我于是不指望会有什么龙种的被收获。
最后说一说王蒙。我说过他多次，大概的态度是批评多于赞扬。因为在我写出那些文字的时候，加给他的赞扬已经太多，所以不赞也罢。现在，我愿意自以为公正地说，他是一个建设性的作家。他当然有自己的局限，说过不伦不类的话，写过很不艺术的作品，思想较复杂，但他的创作实践依然是建设性的。如果心理上能从烦扰他的周边事务中解脱出来，他能写得更好。他那么聪明，那么有感觉，又那么尝遍百草。入京已久，天高云淡的感觉渐少，王蒙先生，真是很可惜啊。
让作家去写作吧，让批判者去抨击吧，让读者欢乐吧。今日的批判可谓是皆大欢喜，还想怎么呢？
因没读过书，很多议论和书无关。就写这些，算是我的回答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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